全国煤矿企业签订生产承诺并向社会公布

[13]当然，在联邦制国家，纵向法律保留并非完全不能存在，如在美国，大多数州所采纳的狄龙规则认为，城市是地方政府的创造物，城市的权力来源于州。

但是，与商家的数据访问与利用权相比，个人信息携带权的赋权程度更高。按行为规制的思路构建数据公平利用制度，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别设计利用规则。

数据访问与利用权还可能对数据市场产生负面影响。非个人信息数据亦是如此，网络平台内某商家的销售数据与浏览数据，既可能与消费者相关，也可能与平台相关，数据的产生往往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47]对于非整体物（如金钱、谷物、石油）而言，分割不会导致其价值消灭，而整体物则并非如此。由于美国和欧盟先后提出了数据公平利用的制度方案，我国也在政策层面接纳了欧盟的立法思路，准备在法律制度层面引入数据来源者获取或复制转移数据的权利，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必要，也具有紧迫性。数据很难脱离具体场景而形成类似商品流通的标准化流通，合作双方很少直接将数据作为买卖对象。

通过数据开放与共享，数据企业可以帮助其下游商家更好地了解经营情况，也可以吸引更多合作伙伴的入驻和停留，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数据生态。支持数据确权的理由之一是，缺乏产权保障，数据的供给方会担心其数据遭到第三方盗用，数据购买方则不能保证其购买的数据之上存在完整的产权，而确权能够减少数据供需方的交易费用，保障交易顺利进行。这突出地体现在他阐释的作为人们交往的起点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上。

奥克利的叙述表明，从休古西奥和其他教会法评注者将jus定义为行动的potestas或facultas，到奥卡姆将ius utendi中的ius解释为一种potestas，都是将其视为一种能力或本能，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行动能力或本能。因为上帝的意志天然就是正义，ius natural也是自然正义，所以，当奥卡姆用ius natural来表示针对人这一主体而言的、出于上帝意志的、人类的本性、本能、行动之能力的时候，它同时也天然带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正当的含义。就洛克阐释的财产权产生的根据而言，他强调这种权利是以人的本能为依据的自由。按照《圣经》的解释，自然万物都由上帝创造，万物（包括人类）自有本性、本能也是上帝赋予的，这就是上帝给万物（包括人类）立法，也是上帝给万物（包括人类）赋权。

这样，由卢梭开启的、由康德完成的公意自由权利观在与霍布斯、洛克的个体自由权利观决裂的同时，保留了自由的含义，但赋予自由全新的意义。以此证明该会修士们清贫、纯洁、高尚。

譬如，休谟（David Hume）批评17世纪自然法学依据的自然正义观，认为正义并非源自自然，而是源自人为设定，没有人对正义规则的先行设定，就不存在权利。公意自由权利观否定了个体本能自由权利观的关于自然赋予人的本能及其驱使下的行为、要求都是人可以做的、就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断言，强调只有人的群体的公意、共识的形成、存在，才有对个体行为的正义或不正义（正当或不正当）之评判，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之产生、存在。而国家意志不一定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其更多地表现为掌握着国家主权的一个人（君主）或一小群人（议会）的意志。所以，奥卡姆的证明是有严重逻辑问题的：（1）用人之本体性的本能、能力，去取代观念性的正义正当。

自然权利，即著作家们通常说的jus naturale，是每个人因自我保存——也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的天性、按照自己的意愿、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自由（Liberty）。所以，公意权利观所讲的权利具有将群体意志与个体自由结合为一体的理论优势。而且，洛克在这一段文字中使用了两个不同意义上的权利用语：一个是有权做某事意义上的权利（right），用的是has a right to punish......。所以这一意义上的自由才真正有资格被称为权利，或者说，真正有资格作为权利的内涵。

由此可见，权利是群体意志的表现，是群体意志的内容。梅因（Sir Henry Maine）通过揭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古代社会是许多家族的集合体、同时每个家族家长对子女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而否定了17世纪自然法学设想的由一个一个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组成的自然状态（原始社会）的存在的可能性。

奥斯丁认为，支配着一个人自由行走、四处活动的自身能力，可以被称为能力或力量（might or power），但这不是权利。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人对土地、对外物的占有都是暂时性的持有。

由于劳动是一个人的自然的本有的能力的表现，个人通过劳动使得该物归属于自己，并享有对该物从事各种行为的自由，可以说，洛克论证的财产权中的权利要素就是以人的自然本能为依据的行为之自由。在卢梭看来，有了这样一个共同体才能有共同意志。这种自我保持生存，也是最高的自然权利。进入专题： 自然权利 本能自由 本益禁侵 公意自由 。正是在这种战争状态中，每个人都享有一种自然权利。洛克的论证逻辑是，上帝虽然将万物赐予人类共有，但最终目的在于使每个个人通过享用它们而获得好处，如此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使这种共有之物变为私有。

最简单地说，卢梭认为，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是国家共同体的意志。但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洛克在阐释自然法的执行问题时写道，既然所有的人都被禁止侵犯别人的权利（othersrights）、不得彼此伤害，为了使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存全人类的自然法得到遵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法的执行就交到每个人的手中，于是，每个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者（everyone has a right to punish the transgressors of that Law），并以阻止其违法行为为限度。

（3）对该块土地实际上加以劳动、耕耘。洛克同样认为，自然状态下大多数人都不遵守公道、正义，以至人们生活的状况充满恐惧和危险，在这种状况中，说自然本能是权利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而权利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思维活动成果的指称，其表达着人们对属于物质世界的某种行为的赞同性评判。对关于权利本质、权利之源的探索还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的思想路标：人们的权利既不是自然状态中孤独的个人带来的，也不是国家意志产物，而是由人们在先于国家就进行着的社会生产活动、交往活动中形成的。

方济各修道会认为，修道士们虽然使用物品，如将食物吃掉，但并不对这些物品拥有财产权（dominium），不仅不存在个人的所有权、也不存在共同的所有权。第五，对古典自然法学权利观的辨识，不仅使我们能够相对客观、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学派的权利观，也将使我们能够辨识当代人权话语中权利（right）含义的多义性，同时也给我们进一步辨识分析实证法学的权利观提供了对比思考的知识基础，进而为我们探索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权利概念打开思想通道。卢梭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公共的整体，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同时，他将方济各会于1322年在佩鲁贾通过的会团总章程中的最新断言斥为异端邪说，该断言宣称基督和使徒们既不拥有个人财产也不拥有集体财产。

西方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在罗马法中还没有近现代的表达个人权利的概念。卢梭指出，形成社会契约之后，每一个个人不再享有天然的自由以及凭己之力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但他获得社会的自由以及由社会承认和保障其享有的东西的所有权。

其具体转变的方式要么是通过明确的协议而分割共有财产，要么是人们对每个人既有的占有物默示地表示同意。由此，奥卡姆进一步断言，上帝根本没有赋予处于无罪状态的亚当和夏娃任何财产所有权（proprietary right），而是仅仅赋予他们对其所需要的食物、饮料之类的消费性物资的使用能力（power of using）。

他认为，人只受自然本能、欲望驱使而行动，这只是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只是一种奴隶状态的动物。同时，因为一个权利名义下的某行为是由该行为主体自我决定做或者不做的，而不是该主体必须做（或者必须不做）的，这样，该行为被冠以权利之名，意味着该主体拥有做或者不做的选择自由。

所以，休谟在18世纪后期强烈主张，只有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才立刻发生正义和非义观念，才发生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康德和卢梭一样，主张应当由人民自己行使立法权。康德认为所有权实质上蕴含着双重的所有（占有），既是集体意志的占有，又是个人意志的占有。不过，他们对权利的研究又有某种连贯性，体现了前后相继、不断深化的思考路径。

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ius natural由强调人的自然义务之自然正义（或自然法）之义转换为自然权利之义，主要归因于17世纪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卢梭设想的个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另一种路径是，一大群人在还没有任何土地的情况下先行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然后再去占据一块足够全体成员之用的土地，而后他们或者共同享用这块土地，或者平分土地，或者按照主权者所规定的比例划分土地。

所以，卢梭不赞同霍布斯、洛克所讲的自然权利观念。尽管对这一问题作细化研究非常烦难，但为了给我们论述的主题提供一个知识起点，对这一问题作一粗线索的追溯似乎是必要的。

换句话说，康德所讲的自然权利是思维活动的抽象物，而不是霍布斯等人假设的一种历史状态—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活动现象。权利们（rights）中的每一个权利（a right）也不能等同于权利（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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